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家国兴亡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尤其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近代中国，具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救亡自强、振兴中华的方案和道路。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当阐释和弘扬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救亡自强的担当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血脉和精神特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向以儒家思想为知识的核心，在“明道救世”传统熏陶下，传统知识分子不但讲究个人才德修养与培育，更强调如何以一己既成之才德，任重而道远地具体实施于现实社会之中。当中国的历史演进至近代以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然具有了古代知识分子所未有过的新特征。在知识结构方面，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学重在先代圣贤的经典中早已明示的各种谟训和教条，强调中西会通。在价值观念方面，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与扩大，其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开始否定宗法统治，走上与传统卫道行道效忠于一人一姓的君臣大义的旧知识分子相异的道路。在心理特征方面，从安定型转为焦虑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着浓烈的天朝大国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感。鸦片战争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耻辱都极为痛苦地震撼着心灵，使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强烈的紧迫感和焦虑感。

　　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了新特征。然而，他们毕竟受过传统知识、思想滋养与熏陶，而且经过累代师承，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思想血脉和精神特质，即它是入世的面对现实，而不是出世的逃避现实，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国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即他们的立足点是力求使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免遭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同古代爱国一般以维持汉族政权职志的观念比较，有了较大的进步，他们自信地把救亡自强的义务毫不犹豫地担在自己肩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宣言，不为“恶社会所征服”，不“逃遁恶社会”。李大钊在《青春》中充满激情地鼓励青年，“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二、救亡自强的担当意识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肇始拓展的思想启蒙运动。显然，启蒙运动、文化的改造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政局，使中国富强起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变迁，而思想本身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变迁，其它变迁必以思想变迁为泉源。我们看到的是，钱玄同对旧道德、旧文学进行猛烈的攻击，是基于对腐败社会痛恨和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的“忧心如焚”心情。傅斯年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自己宝贵读书年华为寂寞的中国充当夜猫，以叫醒公鸡叫明天叫醒国民的沉重的心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建造一个全新中国的共同信念，使五四时期阶级、阶层属性不同，世界观迥异的知识分子凝聚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协力搏击。又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夕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其中既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还有一批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的人物。会员成份颇具复杂性，但在救国理想的召唤下，却有集结求友的意向。他们酝酿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期望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三、各种救国方略皆出自知识分子的救亡自强的担当精神

　　五四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主义的选择，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是在中西交汇、多元并存的各种学说中挑选出用以拯救社会的最佳方略。由于种种差异，使得五四前携手同行的伙伴彼此分歧、对立终至分道扬镳。一大批知识分子觉察到只有俄国式革命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威逼中解放出来，于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如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只能暂时解决问题，长远的方法应从文化方面入手，他们埋首于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如李四光、王光祈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政治和平改革路径，期望以此达到改造社会现实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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